图书说分量专家论短长

曾镇南

1946年3月生，福建省漳浦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已出版的文艺评论、文艺学研究方面的专著或论文集多部。所著《泥土与蒺藜》、《王蒙论》两书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科研成果奖。1977年，以《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一文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曾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全国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评委，“五个一”工程奖论证专家。

梁小民

1943年出生，山西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兼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国务院特邀监察员，民盟中央地区与发展委员会委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出版教材、译著、专著40余部，近期著有《经济学原理》（译著）、《经济学的开放》和《微观经济学纵横谈》。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1960年出生，199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十余年来，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知识产权双学位生、高级法官班学员、博士生开设了“中国民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物权法”和“民法专题理论研究”等课程，结合我国法学教学实践，大胆推行“案例教学法”，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1995年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彭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汉代婚姻形态》、《汉代社会风尚研究》。

刘庆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1956年生，长期从事中外军事理论研究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著有《再造战神》、《战争先知》等作品。与人合著《宋辽夏金军事史》、《世界中世纪军事史》、《中华文化通志·军事学志》，并担任《中国智慧之海——孙子兵法》、《外国重要军事著作导读》、《诸子百家大词典·兵家》的主编等。学术成果曾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辽宁省图书特等奖、“我喜爱的军版书”一等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卜延军

1957年生于江苏涟水。1999年毕业于军事科学院，获军事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社会预见》（专著）、《军事预见研究》（专著）、《邓小平智慧论》（合著）、《潇洒英风动大地——陈毅兵法》（主编）。现为国防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教授。

曾镇南：我是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我日常的工作是跟踪评论当代作家的新作，在日积月累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重大现象、重要作家，作深入一步的研究。现在研究的着重点放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上。有时也根据需要，回溯性地探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对当前创作和文艺思想有着重要关联的学术课题，如对鲁迅、茅盾、郁达夫、孙犁等作家的研究，并写一些有关创作思想、艺术规律的文章。

我选择的研究课题和写文章的题目，都着眼于它对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发展所能具有的意义。我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平时所写，大多为短评、短论，每年所写的较长的文学论文，也就三、五篇左右，几乎全部发表在报刊上。经常浏览文学报刊的读者中，也许会有一点印象吧。

梁小民：我最近主要从事普及经济学知识的工作。市场经济是一个人人参加，每个人都要作出自己决策的经济。个人决策的正确是整个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正确的决策来自正确理论的指导。经济学正是这种理论。这些年来个人或单位作出过一些错误决策，也有一些成功人士似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懂经济学、违背了基本经济原理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普及经济学知识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何其重要，这些年的财经书热也反映了大家对经济学知识的渴望。

但是传统经济学被称为“沉闷的科学”，许多著作充满了公式、图形和抽象的推理，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经济学本来来自生活，是丰富多采又充满活力的。但抽象的理论却抽掉了它的色彩与活力，变为只有专家才读的教条。当然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抽象艰深的理论，也需要公式。在象牙之塔中研究理论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之一，但同时，经济学家也应该进行经济学的普及工作，套用一句公式化的话，要把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国外的许多经济学大师都进行过经济学普及工作。我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我进行这项工作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译介一些国外经济学普及成功的著作，二是自己写。前者是去年翻译由三联书店和北大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尽管价格为88元，但已经售出9万套。二是我最近所写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微观经济学纵横谈》，用故事、事例力争生动活泼地介绍经济学原理，每篇文章不超过2000字，全书共60篇文章，还有青年漫画家专配的插图，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欢迎。以后我还想继续写《宏观经济学纵横谈》和《国际经济学纵横谈》，形成一个普及经济学原理的系列丛书。

王利明：我正在研究的课题是我国的司法改革以及中国民事证据法。众所周知，司法被人们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严重，那么人民的权利便难以保障，社会的正义难以实现。在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司法公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研究的司法改革问题就是结合当前人民法院正在大力推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探讨如何能从制度上、程序上保障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民事证据法的研究工作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人们通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如果法官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意认定证据的效力，帮助一方当事人取证，搞“三同”（同吃、同住、同行）的办案方式，或者在审查和判断证据方面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那么就很难准确地认定事实、公正地作出裁判。我们研究中国民事证据法并努力拟出专家建议稿就是要为立法和司法献计献策，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障司法公正作出应有的努力。

彭卫：本人目前正从事中国古代风俗史的研究。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演进不是抽象和先验的预设，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复杂的行为，总是通过具体而丰富的生活得以展现，而日常生活的所有内容，则是由存在于群体表层和深层的各种风俗而得到保证。就其表现来说，中国古代的风俗十分繁杂，但却非杂乱无章的集合。一个时代的群体风俗总是具有高度契合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是风俗能够存在的基础，也是维系这个社会的锁链。例如，家庭生活中的奉先思孝和长幼尊卑的血缘宗法等级性，通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际交往乃至节日、沐浴、游戏活动等不同类型的习尚得到强化，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不但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稳定，也进而保证了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固。如果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一个硕大的网络，那么使这个网络得以浑然成型的网线就是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风俗习尚，所有重要征象都可由植根于社会之中的风俗世界得到有意义的解释。

中国古代风俗世界的深刻价值和巨大功能还在于它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一方面，风俗存在着变化，并以自身的变化敏感地显示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一些社会现象如经济周期、人口的增长和衰减、战争、朝代更替而言，风俗一经形成，便具有稳固性，其变化的方式不是飞流直下的瀑布，而如潺潺小溪般缓缓流动。在风俗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生产组织、信仰意识和价值体系四个层面中，决定人们精神风貌的信仰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变化尤其缓慢。一方面，风俗不时浮于社会的最表层，给人们以直接可视的映象；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于社会最深邃和隐秘的沉积层中。正是这些特点使得风俗成为决定中国古代社会走向的最具活力和本质意味的因素：人们生于风俗，长于风俗，终于风俗，风俗不仅教导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何生存和生活，更指引一代又一代人有意识地保持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将自己及其后代牢固地附着在这片人文土壤上。

卜延军：预见，也即超前性认识，是我一直感兴趣并正在研究的课题。这一课题的意义和价值是由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决定的。众所周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有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和状况的预见。对未来的预见，将决定着人们对未来的行动；没有预见、特别是没有正确的预见，就不可能有这种预见指导下的相应的正确而有效的行动。所以，研究预见的一般问题，尤其是研究怎样预见、怎样正确地预见未来，不仅对担任领导的人们，而且对普通群众都有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拓展其对预见论（超前认识论）的研究，无疑具有创新意义。

曾镇南：这个问题很难作出过细和确凿的回答。大致地说，能直接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的社会科学领域，我以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学、法学等，但这些领域的“突破”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恐怕不是纯粹的学术课题，而是与政治设施和体制、经济政策的实施和调整、法制的确立与完善等等实践相联系的。在这方面，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部门在对国情、民意、时势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思想、新的举措，并随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这些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纯学术性著作，也只有和现实生活进程取得更深刻的联系，才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但这并不是理论工作者单方面的努力就能奏效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更关注的是那些在上层建筑中飘浮在更高处并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时代风气、民族素质产生影响的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等。当然，还有与人们的世界观、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对我们的生活似乎没有马上看得见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长久的、深刻的影响，它关系到我们的心智活动、品德修养、相互关系、交往方式、情感世界，一句话，是通过曲折的途径影响人的灵魂的东西。人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不能没有这些学问和知识。没有史学，人类将会失去历史记忆，与历史经验隔绝；没有道德伦理，人类将率性而为，纵欲而行，循私利而弃公理、悖情义，道德崩溃，尊严扫地，贪婪横行；没有文学，人类将失去交流感情、启迪心灵的最平正的方式，心心相隔，陷入精神荒漠；没有哲学，人类将使自己的思维能力退化，无力探索有关人的精神发展的规律问题，出现物质膨胀，灵魂偏标的畸形状态……试想，那将成个什么世界？但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似乎越来越看重有实效、有实利的东西，而对社会科学中的这些更带精神性的、有“无用之大用”的学问和知识，越来越疏离、越漠视了。

在史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里，学术的发展，并不总是表现为“突破”，有时也表现为“持恒”。尤其是现在，在这些学科内部和外部，一种基于对历史的无知的“突破”，已经泛滥有年；而原有的几代人努力形成的学术积累、学术成果被随意毁弃、颠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最鲜明的例子如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鲁迅评价问题。我想，在推进这些学科的发展，从事学术创造的时候，用得着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里说的这样几句话：“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学术的每一个新的发展，总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依“势”顺“理”，进行损益弥纶，沿革生发的结果。轻侮前人，逞臆而谈，以为这就是“突破”，其实只能惊听回视，喧哗一时，决留不下真正的学术成果。

梁小民：我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进展不甚了解，只想就经济学谈谈这个问题。就国内而言，我还看不出经济学会发生什么决定性突破。所以，集中谈谈国外经济学有可能的突破。

首先是网络经济与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必将引起经济理论的突破。无论我们对网络经济与新经济持什么态度，这些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必然的。这些经济对传统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挑战，而经济理论的突破又会促进网络经济与新经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次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会引起经济理论的突破。传统的经济学在研究宏观经济时总是先封闭，后开放，并由国际经济学研究相关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划分会打破，建立一种统一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不仅是体系的变动，许多内容也会重新改写。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一场革命。

最后，20世纪的经济学存在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它们之间的对立与争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种分歧当然以后也不会消失，但从现在看，更多的还是在趋同与接近。这种变动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方向，使我们更好地稳定经济。

经济学永不会停滞。记得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预言经济学已不会有什么重大发展，剩下的事只是完善已有理论。但30年代垄断竞争理论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预言。现在又是一个世纪之初，我们的预言是，随着经济的变化，经济理论也会改变。我们下一代人所过的生活和所学的经济学将会与我们大大不同。

王利明：我研究的是民商事法律制度，因此只能就这方面多谈几句。我想在未来的几年，在民商法领域对我们生活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民法典的制订。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李鹏委员长已经明确提出将中国民法典的制订列入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民法典的各个组成部分正在紧张的草拟之中。中国民法典将会是一部极大地改变我们生活的法律，也将会是世界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年的《民法通则》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我想制订中国民法典的意义会远远超过《民法通则》制订的意义。英国法学家梅因曾经说过，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高低，就看这个国家是民法发达还是刑法发达。当然，这话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民法典的制订无疑会为我们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提供更充分、更全面的保护，她也必将会为我国在新的千年迈向法治、民主的目标提供恒久的动力。

彭卫：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说，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或一二部著作可以独立承担起如此重负。只有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全面进步和综合提高才能改变并持久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个题目换成另一个问题似乎更有意义，即我们最需要怎样的社会和人文科学知识？在我看来，这种知识主要不是学术量的积累，而是撄人心灵益人心智的结晶，是研究者自主体验现时生活的积淀和升华。

卜延军：对于未来预见性方面的著作，由于它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态度和对未来的行为，于是必将会深刻地、直接或间接地改变我们的未来生活。正是由于有人对原初的还不能称之为飞机的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预见，才有了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空军与空战。同样，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主义的预见，也才有了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曾镇南：人文思想著作价值的高下优劣的评判，是一个远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估更复杂的问题。不同社会背景、立场观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往往在学术论著中打下鲜明的烙印。即使是客观材料的取舍这样本来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来约束的问题，现在也常常受到个人狭隘偏私的主观情绪的左右，很难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清代文论家尚说：“盖文章者天下之公物，非可以一二小夫之私意为欣厌，遂可据为定评也”。可惜的是现在看到的标榜学术的论著和文章，臧否人物，取舍材料，衡理照辞，常常是以私意为欣厌，以亲疏定褒贬。过去有一句话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套用一下，我简直要感慨：“学术学术，多少昏话假汝之名以行”了。这也许有点偏颇，但确是痛乎言之的感慨。至少在文学理论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两个我较熟悉的领域而论，“昏话”而标榜“学术”，已经有一定的普遍性了。学术界和读书界借助媒体所推荐的学术著作，不能说没有较有价值的，但能真正为社会公论所肯定，经受得住时间磨洗的杰作，却很难轻易举出来。

就我所从事的文艺评论领域来说，对我的工作有启迪有帮助的，大多是历经岁月颠簸而仍不失价值的名著，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文学和艺术的著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俄国和中国近现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作，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鲁迅、茅盾、孙犁、冯雪峰、何其芳等人的著作。近年来较常翻阅的书，有陈涌的《在新时期面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及其他文学论文；孙犁的《劫后十种》；冯至的《论歌德》、《立斜阳集》、《文坛边缘随笔》等，也不是什么高文典册，只是一些论说常令我心折、共鸣的文章集子而已。

梁小民：首先应该指出，这里所学的“真正的有价值”是学术价值而不是商业价值。一些销路极好的书未必有学术价值，一些受冷落的书也许以后会越来越受重视。当然，两者兼有的书也并非没有。

从这些年来看，转型时期学术界的特点是“浮躁”，急于成功，热于炒作，难得坐下来读书、思考和写精品。这些年出的书不少，但就经济学而言，一名人主编若干学子执笔的拼凑书、题材相同而无新意的书、缺乏深思的急就篇太多。所以杰作太少，甚至能让人读下去的书都不多。

当然，这决不是说没有杰作。我所认为的杰作有两个标准：一是对解决我国现实问题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已有定论者。二是理论上有突破有创新者。这些著作都是作者潜心研究多年的结果。在经济学中我觉得称得上这类杰作的是吴敬琏、刘吉瑞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吴先生精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经济学。这本书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这本书出版于1991年，当时谈这一问题还有点不宜，但吴先生的论述令人折服。这本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有重大贡献的，许多理论观点至今仍有生命力。我想吴先生被称为“吴市场”与这本书不无关系。另一本书是史学家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我不研究历史，属于业余爱好者，这本书对鸦片战争中许多问题的研究是有突破的。本书是作者十余年研究所得，突破性观点都有翔实的资料与分析。我想即使下个世纪，这本书也是研究鸦片战争的重要参考书。

当然，好书还是有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相当有水平的著作往往不是名家之作，而是博士生的论文。

王利明：就哪些人文思想著作是真正的有价值的杰作，我想任何个人的看法都有片面性，事实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真正的杰作、名著还是很少的，许多风行一时被誉为“鸿篇巨制”的东西，在我看来多是镂冰画水之作，其成也易，其灭也易。因此我想，说“在过去几年里，哪些人文思想著作是真正具有价值的杰作”是很难的，我认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这一套书，尽管有些是几十年前出版的，有的是最近几年才被翻译过来，但基本上都可以称得上为真正具有价值的杰作。

彭卫：这样的著作很多，至少在三位数以上。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有价值的史学著作有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弗兰克《白银资本》以及福柯《疯癫与文明》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文化触觉，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后者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文化财富。历史的重建需要新的资料，但又不完全依赖新资料，规划重建的蓝图甚至主要并不依靠新的资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无法尽现已消逝往昔的遗憾，可以通过解释得到弥补，并藉此不断展示历史的价值。残缺永远是历史的特征，而解释则是历史学的永恒魅力。

卜延军：对这个问题我必须承认是孤陋寡闻的，但我比较喜欢余秋雨、南怀瑾、林语堂等人的书，如《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生活的艺术》等。原因主要是他们那充满睿智的哲理借助其深邃、流畅的语言表述，能够抓住读者并使之不能不读下去，不能不去思考点什么。因此，我建议没有读过它们的同仁不妨读一读。

曾镇南：我对国外思想界了解得很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中，我尤其喜读历史类的名著。哪些著作该译过来，我想他们和他们联系的各个学科的翻译家比我知道得多，一般我只能信赖人家的选择，在阅读时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我觉得，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人，可以把读书的范围拓宽一些，静下心来也读几本学术著作。如写小说的人不妨读一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写新诗的人不妨读一下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搞当代文艺批评的人要读几部中国和西方的文艺批评史等等。而以学术研究为业的人，不妨也读点中国当代小说。如有选择地看看《小说选刊》中选载的文学新作；看几本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这不仅可以广见闻、怡情志，而且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好处的。过分厚古薄今，非先秦两汉魏晋以上的书不窥，不肯逾越专业的雷池一步，这也不是好办法。我这里可以推荐几本90年代出版的较为可读的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华夏出版社）、凌力的《梦断关河》、叶广芩的《采桑子》（十月文艺出版社）、曹文轩的《草房子》（江苏少儿社）、郑君华的《芙蓉风》（重庆出版社）等等。

梁小民：在我们向现代化进军的过程中评介国外著作还是十分重要的。就经济学而言，译著尚不全面系统，质量也有待提高。我想有两点至少值得引起重视。第一，许多名著现在还没有中译本，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风险》，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一本名著。尽管出版已近80年，对现代产权理论、企业组织理论等仍有影响，我一直没见到内地的译本（我国台湾有译本）。另一本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也堪称划时代著作，60年代出过，现在根本找不到。应该把经济学上的名著出全。第二、对国外新出的许多重要著作我们了解不够，尤其是一些有一家言，且在经济学中有影响的著作没有及时介绍过来。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诺迪克1999年出版的《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政策生效》是一本极受重视的著作，对传统的观点——开放是增长的必由之路——提出质疑，强调开放是增长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这个观点对我们认识全球一体化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可惜这类著作译得太少。应该说，国外的经济学著作多如牛毛，译什么不译什么是一件严肃的事。一些出版社或追时尚，别人出什么自己也出什么，或出一些在国外都无名气的书，不是正确的方向。选书要有专家参与。

王利明：就国外思想著作的翻译而言，我国还是很薄弱，与我们的邻邦日本相比距离很大。就法律而言，德国著名法学家的著作我们翻译得很少，例如耶林、萨维尼等的一些作品在我国根本见不到，即便是翻译得比较多的美国法律著作，也有许多好书没有被翻译过来，例如连霍尔姆斯大法官的名篇Common Law我们都没有翻译，而这本书是美国法学院的学生都应读的。就社会科学其他方面的著作而言，我想我们还必须多翻译一些阿克顿（Acton）、哈耶克、博兰霓等大家的书，例如阿克顿的Freedom and Power，哈耶克的Fatal Conceit，博兰霓的Personal Knowledge等。

彭卫：首先应当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国出版界在翻译国外思想文化著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转变和学术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翻译质量。据我所知，许多翻译者并非从事该专业的研究人员，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出版速度，对译稿把关不严，因此译著中出现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硬伤和软伤。去浮躁求精审是出版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曾镇南：作为一个喜欢到书店淘书的理论工作者，我感到新出的学术著作，给我的印象是大（卷帙浩繁）、全（全集文集比比皆是）、贵（价格一年年涨）、粗（内容有错失、编排无体例、校勘不精严），买不起也不太敢买。倒是常在潘家园旧书摊、灯市东口和隆福寺中国书店等处，买到一些有用的旧书。有些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书，纸张黑黄，烟尘满面，但内容却是有用的。那时的编书者、出版者和作者，一般工作态度比现在认真得多，所出的书，品位并不低。我觉得民国时期一些好的学术著作已经以多种丛书的形式再版了，出版界不妨把建国以后到80年代那一段历史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也选择一些再版一下，保留其原来的历史风貌，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哲学思想史，都会有很大的用处。

梁小民：从总体上看我们的一些出版社还不习惯在市场经济下运营。我想有几个突出的问题：第一、出书品种多，精品少，每本书印量少。不仅选书不够精，而且译文、著述，乃致印刷等都欠精。第二，出版社之间克隆书现象严重，缺乏自己的特色。第三、重出版、轻发行，只管出书，但宣传、评介、营销工作不够，恐怕这也是图书积压的原因之一。举个例子，某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克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出版、发行、宣传工作到位，发行量超过2万册，另一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者的《兜售繁荣》，这同样是一本好书，但制作、译文都欠精良，基本没有宣传、也就销了3000册。同样的好书为什么结果不同？值得深思。当然，这些问题与出版社体制上的一些问题相关。但为什么同样体制下有些出版社就做得好一些？出版社既是商人又是文化人，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难出好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实现不了。唯利是图只能无利可图，好书也要靠营销。

王利明：我国出版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不能搞重复建设，有些书由于没有版权问题（例如我国古人的作品），于是乎，各家出版社一套接一套，一本接一本地出，可有些质量很差，错误、遗漏随处可见。二是翻译的书要把好质量关，一定要请有水平的人校一下，否则连基本的语法常识都不懂的人就可以去随便的翻译，贻害无穷！

卜延军：赶时髦或“搭车”现象。只顾迎合读者口味，什么书在市场上热销，于是就纷纷效法，甚至连书名都追求“热效应”，如《××门》畅销后，市场上马上出现了一批什么什么门的“跟屁虫”书。

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封建迷信、色情等方面的图书就是如此出笼的。

短期行为。不能将自己正确的出版方针、思想坚韧不拔地贯彻下去，如一些出版社比较有价值的丛书或套书的出版有虎头蛇尾的现象。

曾镇南：向中国的普通读者推荐几本有必要读的人文思想图书，令我颇费踌躇。有读人文思想图书的能力和要求的读者，恐怕就不是一般以读书为消遣的读者了，而是想满足思想渴求的读者了。对这样的读者，我推荐《鲁迅全集》里的创作和杂文，《孙犁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里的创作和散文；如有更进一步的兴趣，可以再读一些郁达夫的小说与文论，冯至的诗和散文，宗璞的小说和童话，等等。鲁迅的著作，其实很容易读进去，“艰深难懂，一般读者不宜”之说，是不足为信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有那么多注释，足以当向导了。只要你能静静地，细细地读下去，没有不渐渐着迷的。谓予不信，不妨一试。

梁小民：现在许多人越来越重视读书了。每年书市上人头攒动的情景说明了这一点。我想对普通读者来说应该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知识、有所启迪。在此基础上如果有某方面兴趣，再深入钻研。在经济学方面，我推荐三联书店最近陆续出版的“大众经济学”，这套书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和事例介绍现代经济学知识（我的《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即其中一本），值得一读。如有兴趣可以再看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三联、北大合出）。读了这些书你会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此外，一个人应该有广博的知识面，阅读范围要尽量广一些。学习社会科学的应读一点自然科学的书，例如，吴国盛先生的《科学的历程》就值得一读。学习自然科学的也应该读一点经济、哲学、历史著作。无论学什么，都应该读点艺术和文学等方面的书。如三联出版的《绘画的故事》就值得一读。

我想推荐书目是一件严肃的事，希望有关方面专家经常向读者推荐自己专业内值得一般人士所看的书。

王利明：就中国的普通读者而言，我想这样几本书应该是值得一读的：1、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的《论语》（这是一本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书）；2、德国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这是耶林唯一一本专门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书）；3、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这是一本小册子，文字通俗易懂，可其中却蕴涵着一些人类的永恒价值理念）。